感谢作者自己和多位亲历者如此精微的心理复盘，看得心里感受到某种压迫感。联想到这种压迫感同样出现在看文革类纪实中。这里面可能有一种相同的精神状态和传承（三代：40后文革当代，70后第一代孩，90/00后第二代孩）。

“文革”式家庭特征：

1，父母权威化：爱与控制一体化，情感以道德（政治）名义呈现。（我做什么都是为你好）

2，羞耻教育：孩子被不断否定与羞辱，以“集体”或“荣誉”消灭个体价值

这样成长起来的人容易有双向极端性格：

*内在极度自卑，活在被否定的阴影了

*外在扮演一个“全能自我”：自信、正义、领袖，有极大的道德激情但无共情

这也是NPD性格的温床。

外在行为上会向上服从（依附权威获得安全感），向下控制（用权力或道德审判以获得存在感），把非权威树立为权威再打倒是一个套路（类似辱华类事件）。

这在文革中比比皆是，打倒领导、老师、甚至是家长最起劲的是下属、学生、孩子。表面理由都是反革命、右派这样虚幻的大词，真实源于私怨、自保、求功名，或者是跟随集体行动。

笔者文中所属事件也透着同样的味道，不同之处，罪名换成了现代议题，但依旧是口号式的，同时网络大V和平台算法对流量的嗜血单向度放大了情绪化的言论。

笔者提到“把私人的矛盾套用公共议题的名义放到社群中解决”，这是中国（大陆）社会过去、现在、将来会一直重复的问题：私人问题公共化，消灭了公共问题的空间。

中国社会差序格局造成人人以自己为中心看世界，加上近代文革式教育，造成了一大批人没有主体性，也没有ta者的概念，就更无法有公共性了。

对于这批中国人来说，社群不是公共空间，只是个人意志、情感的延续，是招募同频者排除“外人”的合法工具。

看完笔者的反思，我认为突破点也恰恰来自这里（社群），如果一个社群的建立不是兴趣群、关系群（家人、同学），而是根据某个共同的目标建立的，比如维护女权、动保、环保等。那这就是一个公共空间，就要培养公共空间的规矩，三权分立用得上：

1，边界立法：什么人加入，什么情况离开（踢人），什么是公共的事在群里大家一起做，什么是私人的事群外自己去做

2，权力分拆：避免群主做事、组织群、判断一肩挑。要有一个负责程序性但不参与做事的角色

3，如果举报者确实提交为一个公共议题（比如：控告这是一个metoo事件），那么双方就有责任前台举证辩解，全体群成员也有义务参与判断。

所以，在中国大陆文化圈里，不能等待外部的公共空间变大或成熟，而是依靠每个人自己创造小小的公共性（空间）。比如在自己主办的社群里，家庭里，让程序性大于“正义性”，程序性是公共的，“正义性”可能是个人目的的包装，小到如家里什么算是激励，什么算是羞辱，是需要包括孩子在内的各个成员共同确定。

做了这些（提升程序性），不能保障公平和正义到来，好比苏格拉底最后还是死于公民大会的审判，但是记录下来的双方诉讼文字让大家可以看到个人利益如何包装，集体如何被情绪调动，后人在数千年后还能警示自己。

笔者和群主就象苏格拉底一样被社群判决并“执行了死刑”，虽然时隔多年才有这篇记录发布，但让这起事件对后来的女权社群甚至中国社群都有一份警示的力量。感谢